5月22日13:07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那一刻，世间万物仿佛都静止了，只有一声声袁爷爷，一路走好，在寂静的空中回荡。
在袁老离世的前5分钟，也就是13:02分，还有另外一位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也因病去世。
短短五分钟，痛失两位院士，所有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在我们的印象中，袁老从未离开过田野，而吴孟超院士同样从未脱下过他的白大褂。
吴孟超院士曾对一群孩子们说：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无数个这样的奉献者。
比如这位老人，岁了还在坚持上班，连钟南山老爷子见到他都要尊称一声前辈。
他就是被誉为儿科泰斗的张金哲院士。
年，张金哲出生在河北宁河县（如今隶属于天津市），一个以制盐为生的大家族。他们整个家族有好几个盐滩，工人都有20多个。用他的话说就是：那个年代的资本主义家庭。
张金哲从小就活泼好动，特别喜欢动手动脑，尤其爱钻研木工活。小时候的他，每天都泡在家里的盐场里。因为那里有个专门用来维修各种制盐工具的木工厂子。
那时的他，只觉得做这些木工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殊不知，这一段经历，在他将来的工作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天沉迷在木工游戏里的张金哲，有一个大大的理想：将来要做一名工程师。
然而，现实却将张金哲的理想，狠狠地打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天津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被列强瓜分，张金哲他们家族引以为傲的制盐业被日军控制。
看着那些横行霸道的日本人，张金哲的胸中郁积了一腔怒火。他报考大学时，我国很多大学都被日本人占据了。他不想去日本人控制的学校里念书，更不愿意帮日本人做事。
当时北京和天津不被日本人控制的大学只有三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以及天津工商大学。
张金哲在填报志愿时，选择了三所大学，分别报考的是医学、美术、建筑三个不同的专业。
在燕京大学考国文时，对日本人怀着满腔愤懑的张金哲，在《良医良相》一文中，写下了宁为良医，不为良相的志向和意愿。
年，张金哲接到了燕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进入了协和医学院委托开办的预科——特别生物系学医。
在那个年代，燕京大学淘汰率相当高，与张金哲一起考入的学生有71人，第二年就淘汰了一大半。
到年，参加北平协和医学院升级考试时，只剩下16人了。张金哲就这样通过层层严苛的筛选，走上了他的从医之路。
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被迫关闭。张金哲拒绝了日本人的转校安排，暂时回到了天津。
由于张金哲曾经参加过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又拒绝了日本人好心提出的转学建议，他被日本宪兵队列为黑名单。为了逃避追捕，也为了继续完成学业，他辗转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
不料一年后，这所同样为美国人开办的学校也被日本人接管，张金哲愤怒转考，进入上海医学院继续学习。
张金哲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道：一开始我并不了解医学，只是单纯地要避开日本人。
但是当我真正学进去了之后，我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我喜欢动手动脑，医学，尤其是外科医学，真的很适合我。
年，张金哲回到北京，医院（医院前身），成为了一名外科实习医生。
此时的张金哲，还没意识到，自己会因为一个小女孩，认定了要走小儿外科这条路。
有一天，张金哲正在值班，他的中学老师抱着女儿来看急诊。一看到张金哲在，顿时松了一口气，觉得孩子肯定有救了。
那时，我国医院，只有北京、医院设了儿科门诊部，主要针对小儿内科疾病。小儿外科医院，由成人外科医生进行治疗。
张金哲这位老师的孩子患的是白喉，就是呼吸道梗阻，喘不上气来。只需要做气管切开手术，就可以治疗。
然而，张金哲那会儿刚当大夫，只是在书本上看过，没有亲自做过这样的手术。他便请上级医师协助做手术，没想到上级大夫却说：这么小的孩子要做手术，麻醉怎么打啊？
现场没有一个人敢给孩子做手术，他们手足无措地看着眼前的孩子。时间一点点地过去，这个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丫头，最终在张金哲的眼皮子底下，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张金哲顿时鼻子一酸，两行眼泪悄然落下。他拿着医书反复念叨：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怎么做，为什么我们却不能做呢？是不能做？还是因为没人做过？
张金哲带着满脑子的疑问，与自己的妻子沈恩濂谈起了关于我国在小儿外科领域，所面临的窘境。妻子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这让张金哲更加坚定了要为孩子做点实事的决心。
说起张金哲的妻子沈恩濂，就不得不说说他俩的爱情。张金哲用一幅画追到一个漂亮媳妇的故事，还一度成为他们医学圈的笑谈。
张金哲虽然是学医的，但他却不是个严肃的老学究。他非常有趣、懂得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不管是美术、书法、音乐、京剧、各种球类运动，啥都难不倒他。
年，张金哲和沈恩濂刚认识没多久，他寻思着应该给沈恩濂送点什么礼物，以表爱意。
思来想去也没想明白到底该送啥，最后他干脆自己画了一副仕女荡舟的油画，送给沈恩濂。
没想到就是因为这幅油画，彻底俘获了沈恩濂的芳心，两颗年轻的心，就此订下婚约。
第二年7月7日，张金哲与沈恩濂正式结为夫妻。自从结婚后，沈恩濂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家庭。
张金哲从来不用为繁琐的家务事操心，当他在医学上遇到什么难题时，沈恩濂也总能给他一些中肯的意见。
正因为有了沈恩濂这位贤内助，张金哲才得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儿科事业中。
年，一种叫做皮下坏疽的医院流行。婴儿一旦感染这种疾病，2~3天整个后背都会化脓，死亡率为％。
张金哲每天看着一个个娇嫩的新生儿，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被病痛折磨到不幸离去，他急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有一天，正在研究治疗方案的张金哲，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何不在细菌扩散到全身大面积前，切开皮肤，排出脓血？这样不就能挽救婴儿的性命了吗？
张金哲连夜写好了一份脓肿切除的手术方案，递交到上级。但是，他的方案与传统的脓肿要熟透才能切除的治疗观点，背道而驰。所有人都认为，他这是天方夜谭。
就在张金哲为治疗皮下坏疽感到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刚出生3天的女儿，不幸感染了皮下坏疽。对张金哲来说简直就是：天助我也！
别人家的孩子，都不敢动手，但张金哲要拿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当小白鼠，倒也没人出来阻止他。
张金哲甚至都来不及和妻子商量，就冷静而果断地拿起手术刀，为女儿做了脓肿切除手术。最终他的女儿成功活下来了，他也创造了我国第一例婴儿皮下坏疽成活的记录。
张金哲的早期切开理念，迅速传遍了全国。当年皮下坏疽死亡率从％迅速下降到了10％，再后来这种病的死亡率降到了5％以下。
他说：小儿外科手术必须有人敢做，才能打开局面。小儿外科手术并非高不可攀，只要有人学、有人做、就能成功。
张金哲在自己女儿身上切的这一刀，切断了过去，切开了未来。
我国有句古话：宁治十妇人，不治一小儿。
意思就是小儿的疾病，治疗起来很困难，小儿外科疾病更是儿科病症中的难中之难。当时的医学圈，甚至还流行一个段子：金眼科，银外科，打死不去小儿科。
但是，在张金哲的带动下，我国小儿外科，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
年的时候，卫生部第一届卫生代表大会提出小孩得有小儿外科。张金哲自告奋勇地在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科病房，成立了小儿外科专业。
对张金哲来说，这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他看着眼前的5张病床，和桌上那本儿科主任从美国带回来的小儿外科书籍，陷入了沉思。
对于成立之初的小儿外科来说，不管是医疗技术，还是手术器材都相当急缺。国外有办法，但人家对咱们封锁，不卖给我们。
从小爱动手动脑的张金哲，索性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小作坊。
医院上班，晚上回到家就开始在小作坊里鼓捣，化身为锯切凿样样全能的小木匠，他自制和改良了50多种适用于小儿的手术器械。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浩劫期间，张金哲的这一身本领，被打成了反动学术。但他就算是被罚扫厕所，依然在发明创造。他一边改造清洁工具，一边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儿童心电监护仪。
恢复工作后，张金哲第一时间投入到了小儿外科事业中。他制定了儿科普外、骨科、肿瘤、新生儿等各个科室的具体计划。
随着张金哲的不断创新，小儿外科从单一的一个科室，发展到拥有泌尿、心脏外科、神经外科等十几个学科的全能型儿科。
科室都有了，但是，做手术要面临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首先，要给小孩子做手术，就必须得有麻醉剂，因为小孩子会乱动。
给孩子的麻醉，用量稍有差错，就会酿成事故。张金哲反复研究国内外先进的麻醉技术，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小儿外科手术的麻醉方法。
他先用深睡眠剂让孩子睡着，然后再注射局部麻醉，这样大大降低了麻醉风险。张金哲因此成为了全国小儿麻醉技术的一把手，如今连国际上，都公认这是最佳的麻醉技术。
此外，给小孩子做手术，还面临输血困难的问题。孩子的静脉太小，不好注射。国外的输血方法虽然可以借鉴，但小孩子好动，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张金哲想到了扎头皮针，这样不管小孩子怎么动，他都看得见。他一般会扎三个，用胶带贴住，就算孩子乱动，其他两个也还固定着，不会影响救治。
为了减少孩子对医疗器械的抵触情绪，张金哲又创造了徒手摸肚皮的体检方法。他说：小孩子看病，总会哭闹。但我若是用两只手，在小孩子的身上触摸，他就没那么抗拒了。
他独创的基加局、扎头皮、摸肚皮，被人们称作北京三绝。
解决了小儿外科的基本问题后，张金哲又开始主攻小儿肛肠与胆道畸形。他发现在给孩子做巨结肠手术时使用的直钳很容易造成肠壁损伤，甚至会引起肠穿孔或肠坏死。
这样不仅增加了手术的难度，也给孩子强加了不应承担的痛苦。于是他设计出了一种环形钳，取名张氏钳，这把张氏钳至今都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年，张金哲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写下毕生修身之道：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年，张金哲获得了有小儿外科诺贝尔奖之称的丹尼斯·布朗金奖，连国际同行都尊称他为小儿外科之父。
在张金哲从医的70多年里，很多孩子都因为他才保住了性命。有些家长为了对张金哲表示感谢，免不了会给他塞红包。
但张金哲对这件事一直非常排斥，他说：我支持的是儿童外科事业，要讲钱，谁也请不动我。
张金哲作为首都医科大学小儿外科的一名教授，他一直在讲台上站到了96岁。
讲最后那一课时，张金哲依然像往常一样准时到达教室。直到后来，同学们才知道，就在前一天，陪伴张金哲70多年的妻子去世了。
学生心疼地问他：您怎么不调整一下课程？
张金哲摆摆手说道：不能因为我的个人私事，影响到教学工作。
直到年，已经99岁的张金哲，依然坚持每周出诊两次。YQ爆发后，医院决定不再让张金哲出门诊。他虽然心里痒痒，医院的安排。
不能继续出门诊，但张金哲觉得自己还可以查房。岁的他，走在查房队伍的最前面，当有学生下意识地想要搀扶他时，他连声说道：不用扶，不用扶，我自己能走。
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曾说过：只要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唯一的目的上，必能使之有所成就。
正因为张金哲院士有一颗初心不改的敬业之心，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儿童健康事业的奇迹。
谈到过往的成就，张金哲淡然一笑：那些都是时代的产物。
他经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就是：做医生最大的医德就是尽全力把孩子的病治好，不管水平有多高，都要牢记自己是个服务者。先做朋友，再做手术，要做孩子能托命的好朋友。
有人问张金哲院士：您对儿科的展望是什么？
他说：人生永远都是逗号，对小儿外科的探索也永无止境。医院打造成一个无痛、无恐的儿童健康乐园。
如今年逾百岁的他，依然怀揣着心中的梦想，不断攀登小儿外科这座高峰。他的精神，他的高风亮节，是值得我们代代传承的骄傲。
注：资料来源于首都医药杂志，健康必读杂志，图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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