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娄绍昆，男，年9月出生。温州卫生干校高级讲师和执业中医师，温州市健促会第一届特色传统医药产业委员会顾问，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客座教授，仲景书院仲景国医导师，德国中医教育学院客座教授，欧洲经方中医学会专家顾问，《经方》杂志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娄绍昆多年来致力于仲景学说的临床研究，注重《伤寒论》方证辨证及日本汉方在临床医学上的运用，擅长内（方症辩证内治法）外（针灸等外治法）相结合治疗疑难病症。
娄绍昆的临床经验与理论观点，经其女儿娄莘杉医师的整理与编著，已经以“娄绍昆经方系列”丛书的形式，陆续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年出版《中医人生》一书并深受好评。
年出版了系列丛书的第二、三本。其中，《娄绍昆经方医案医话》的医案部分属于临床实录案例，显示了以腹诊为核心的诊治疑难病症的真实记录；《娄绍昆经方医案医话》的医话部分和《娄绍昆讲经方》则是研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所思、所想、所得，以及应用经方的思考与感悟……
近十年来，娄绍昆多次参加国际与国内的中医经方学术交流，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西安、杭州、苏州以及慕尼黑、伦敦等地讲演。
我每次从状元到永中镇首先都是到我二妹夫家落脚，二妹夫家就住在车站附近，一下车就到了。在二妹夫家歇歇脚以后，我与二妹夫就会到我大妹夫家，如果大妹夫在家，我们三人就会热烈地交谈了起来，因为我们有许多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大妹夫王子平在一个盲人福利工厂当供销员，高高的个子，强健的体魄，为人热情，慷慨大方。他是温一中届毕业的高材生，说起来也应该是我的学长了。王子平爱好文学，在高中阶段就在《浙江文艺》上发表过文章。浙江文联负责人郑伯永非常欣赏他的写作才华，曾经动员他到《浙江文艺》任助理编辑，但随之而来的运动使其计划落空。王子平当时还对胎死腹中的长篇历史小说《抗战前后》念念不忘，我就是他的忠实粉丝。每次当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谈话中心总是围绕着这部未出版的作品而展开的。也许就在这一些没完没了的谈论和争辩之中，使我在热爱中医的同时，对文学也产生了兴趣和向往。
通过两个妹夫的介绍，在七十年代初，我才认识了永中镇上的几个老师与朋友。这些新交的师友知道我爱好中医针灸，所以就经常来找我论医谈病。这些新交的师友之中有几个人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界露头露脸风光一时的人物。其中就有被我视为老师的董楚平先生与骆寒超先生，我的中学校友陈植锷先生。还有诗人李启林，画家吴佐仁，针灸医师张法、口腔科医生张秀杲、中西结合医师项光松等人。他们虽然从事的学科不一样，但他们刻苦钻研的学风，努力进取的精神，开阔宏大的视野以及研究问题的方法，观察事物的角度，表述意见的方式对我多多少少有所影响，有所促进。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董楚平先生全家都住在永强中学的校园里，有一次吴海平带我去永强中学拜访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自己从楚门老家带来的已经蒸熟的红膏大螃蟹一人一个地分给大家尝鲜。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反复推辞，董先生笑着说：“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才有味道。来，大家一起动手又动口。”他一边说，一边动手把螃蟹的盖子一个一个地打开。现在说此事可能很平常，然而在那食品供应凭票的年代，红膏螃蟹可是上上等的美食佳肴。因此董楚平先生家这个鲜美螃蟹的滋味就与董楚平先生可爱可亲可敬的言行一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董楚平先生一家就住在学校的旧教室里，这个临时的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厨房，家庭的用品全摆在学校课桌拼成的“桌子”上，挂在教室四面的墙壁上。墙壁的一块空白处贴着一对他自己用墨汁书写的楹联：
霜林尽染胭脂色，
冰水奔流金玉声。
情景交融，意味无穷。董楚平先生就在这里埋头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楚辞。他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热潮中发表的十多篇关于农民战争的论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缊酿成熟的。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发表的《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文，登了整整一版。这是该报历时半年来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发轫之作，所以董楚平先生被中国历史学界称为“农战史研究的先觉者”。一年后，他被调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多年后任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从楚辞到新文学，从文学到史学，再从神话到考古。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一文解决了国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注意。
董楚平先生研究过日本历史。当他知道我在学习日本汉方医学时就告诉我，要多多了解日本民族与日本社会的特点，这些知识对深入研究日本汉方医学可能有所帮助。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日本是一个岛国，”董楚平先生谈笑风生，“其文化结构与国情民情非常独特，是一个需要特殊看待的另类社会。譬如在日本历史上，农民与雇佣他们或者租田给他们的那些地主经常发生纠纷。如果有人领头去闹，就用法律来解决。大多数这类闹事事件，法律都支持底层的农民，农民往往胜诉。但是，他们的法律又规定带头闹事的农民领袖要杀头。参与闹事的农民一般也不敢为那农民领袖伸冤叫屈而再度闹事，只能等着看领袖被活活地砍了头。砍头时，闹事的农民都奔到刑场为他送行。农民领袖死了以后，农民们还建立祠堂来纪念他。日本的法律允许农民们这样做。这种法律神圣的观念，和对正直牺牲精神的敬仰，构成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一是尊重法律的规定和判决；二是允许民众祭拜为大众利益而自我牺牲的英雄，让这种不畏强暴、坚持社会正义的理念与世长存。而在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如果农民造反失败了，官府就不容许历史按事实记载这些事件，更不允许民间公开祭拜他们的领袖。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法律不能制约有权的人，而是帮有权有势的人来欺压老百姓。皇帝与官衙不尊重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倾听民间伸张正义的呼声。长此以往，老百姓也不承认官衙法律的公正性，他们在和平的年代是贱民，在动乱的年代是暴民。”
原来如此。
“还有，”董楚平先生广征博引，“日本的国情民俗的确有其特异性，一方面脱亚入欧，另一方面又拥抱传统，包括佛寺、禅院、花道、茶道。我看日本汉方广泛接受《伤寒论》而不是《内经》，和他们信奉六祖慧能有关。譬如禅是四通八达，其境界不受空间时间所限制；同样《伤寒论》中的方证也是独来独往，不受病因病机的束缚。禅追求动静合一、自悟顿悟；经方重视方证对应，重视直觉。”
这些历史知识我一点也没有，所以很难理解日本社会二元价值观并存的现象。听了董楚平先生的话以后，我对日本汉方历史上的一些怪现象就见怪不怪了。例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立法取缔汉医汉药，另一方面又允许医学教授与医学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汉方汉药，因此才有今天汉方医学兴旺发展的局面。总之，我们这个近在咫尺的邻居，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我们总是被它的表像所困惑，而不易把握它内在的脉搏与秩序。至于禅道和经方的关系，当时对我来说，还是过于深奥而遥远。
后来我与张丰先生谈及董楚平先生，谁知道他非常了解董楚平先生，因为董楚平先生在张丰先生任校长的温州第二中学里担任过教师。张丰先生对于董楚平先生有关“学习日本汉方医学要多多了解日本民族与日本社会的特点”的见解表示赞同。
“日本汉方的主流选择了《伤寒论》是符合日本民族有洁癖的特点。”张丰先生侃侃而谈，“汉方家松田帮夫说：‘在中国的医籍中，唯有《伤寒论》最符合日本人的志趣，因为《伤寒论》药方简易，不使用复杂奇异药物，而是以最常用的药物为主’。”
“老张，”我向张丰先生提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董楚平先生认为日本汉方医生广泛接受《伤寒论》和他们虔诚地信奉六祖慧能的禅道也有关系，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
“这是一个比较深奥的问题。”张丰先生笑了笑说，“康德说：‘物自体不可知。’其含义就是，由于人类认识手段的局限性，人很难把握事物本身。人只能通过多种媒介和手段，无限地接近事物本身，但无法全面真实把握事物。由此可见媒介和认识手段在把握真相中的重要性。因此，以下的观点成为绝大部分人们的常识：世界上几乎没有事物本身，事物本身是由人的认知手段和工具决定的。然而禅道的方法却是反其道而行，它们不借用媒介和工具，而是通过对现象的综合把握，直观顿悟事物本质。《伤寒论》中方证相对应也是这样，董楚平先生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它们的同一性。禅宗有句话：‘以手指月，指并非月’。这里说明了人在认识实践中对媒介与客体两者的关系容易混淆。人们认识客体，可以借用媒介。譬如认识‘月亮’，借用‘手指’。然而媒介本质上不是客体不要把‘月亮’和‘手指’混为一谈，更要警惕反客为主，把‘手指’误认为是‘月亮’。在《伤寒论》中方证相对应是‘月亮’，阴阳六经是‘手指’。认识方证，可以借用六经。然而无限扩大阴阳六经的作用，就有以指代月之虞了。”
“老张，”我以疑惑的眼光看着张丰先生。“《伤寒论》研究中难道出现过无限扩大阴阳六经作用‘以指代月’的局面吗？”
“比比皆是，孰视无睹啊！”张丰先生看了我一眼，“你只要掂量掂量以下两句话的分量，你就能懂得我没有杞人忧天。”
我一边等待，一边在猜测。
“一句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一句是‘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张丰先生睁大眼睛看着我。
的确如此，两千年来，《伤寒论》研究中真的出现这一种“以指代月”的怪现象。
董楚平先生的同事骆寒超先生也是海平的在永强中学的老师，他是从事现代诗歌评论的研究。
文革期间，骆寒超先生居住在寺前街百货公司西边的一条小弄堂里，当时他在为撰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准备资料。也是吴海平带我去拜访骆先生的，他的生活环境比董楚平先生好一些，具有更多的家庭气息。他的卧室兼作书房，房间里到处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与资料，还有许多书放在床下的旧皮箱里，因为他和我谈话的时候，时时从床下抽出皮箱，拿出有用的书本，找出相关的文字来说明自己的论点。我记得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就在他的床下的皮箱里，在谈话中间骆寒超先生就把它拿进拿出了好几次。
房间的墙上横贴着一张吴海平书写的魏碑体的长长横幅：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幅摘录自岳飞《满江红》的横幅，体现了室主的书生意气、诗人激情与斗士精神。我是特地来给骆先生提供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资料的。因为我在绍瓒先生遗留的民国时期《东方》杂志上看到一篇《*公略之死》的历史小说，小说描叙了天京沦陷前，李秀成派*公略去游说曾国藩的故事。骆寒超先生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要我把其中的内容详详细细地复述了一遍。
骆寒超先生还询问了我学习中医的情况，鼓励我要把经方临床研究这条路走下去。他说自己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特别留意生命、疾病与死亡，这些都和医学有关，所以他也对医学，特别是中国医学情有独钟。骆寒超先生很关心农民诗人李启林的身体，他向我详细询问了他的病情，为他的命运叹息。他认为李启林诗歌的选题与风格和他的疾病有内在的联系，认为李的诗歌里有一种令人担心的气息。并问我，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也就自己的见解说了一通。
骆寒超先生说：“老李给我看一首送殡的诗，全诗笼罩着末日的气氛。我批评了他的诗风，给他诗稿的后面写了我的评论：‘诗人给绿色的生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
一九七九年，骆寒超脱掉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他的《论郭沫若早期的三篇诗剧》在《钟山》杂志说公开发表了。一九八零年夏天他和艾青第一次见面，在艾青家，就一连住了半个月之久。他后来担任过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专着《艾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分获浙江省第一、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有一次在温州图书馆门口偶然遇见，他告诉我已经在北京图书馆寻找到民国时期《东方》杂志上这篇《*公略之死》的文章。并关心地询问了李启林的身体情况，要我多多